明朝历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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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帝因何缘故讨厌言官?

2011-11-19 13:42:39 本文行家:郑直_用心沟通

明朝言官制度熟悉明史的人都清楚,在明代的政府架构中,有一个言官体系。言官由御史与给事中两部分组成,御史供职于都察院,是朝廷的耳目;在都察院之外,还有一个与六部(吏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户部)相对应的建言、评价与监察系统,叫六科,给事中就供职于六科。言官的官阶不高,但职责重要而神圣,其中首要职责是“规谏君主”,对皇帝与内阁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按说,嘉靖帝是不会太讨厌言官的,毕竟这是明朝以来的长期

明朝言官制度明朝言官制度


    熟悉明史的人都清楚,在明代的政府架构中,有一个言官体系。言官由御史与给事中两部分组成,御史供职于都察院,是朝廷的耳目;在都察院之外,还有一个与六部(吏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户部)相对应的建言、评价与监察系统,叫六科,给事中就供职于六科。言官的官阶不高,但职责重要而神圣,其中首要职责是“规谏君主”,对皇帝与内阁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按说,嘉靖帝是不会太讨厌言官的,毕竟这是明朝以来的长期设置和习惯做法。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对言官体系有了极为强烈的反感与抵触呢?

    事情需要从嘉靖帝即位后说起。嘉靖帝继位之初,下诏废除了武宗时的弊政,诛杀了佞臣钱宁、江彬等,使朝政为之一新,但不久后爆发的“大议礼之争”(明朝最著名的政治事件),让嘉靖帝感触很深、感慨极大。

  早在嘉靖皇帝由藩邸进京的时候,未即位的嘉靖皇帝与朝臣们就迎接的礼仪发生了争执,结果以朝臣的妥协告终,紧接着,嘉靖皇帝的生母进京,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最后朝臣又做了让步。

  这两件事可是说是议礼之争的导火索,从嘉靖皇帝主观来讲,他从外藩即皇帝位,对朝廷的旧臣并不十分信任,而且他不希望以过继给孝宗皇帝当养子的身份来入继大统,因此他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这一点标榜尊崇先师孔子礼教的大臣们是无法同意的,众大臣表现的空前团结,反对的奏章压的世宗喘不过气来,就在世宗准备让步的时候,一个叫张璁的人站了出来,帮了嘉靖皇帝一个忙,他写了一篇文章,为嘉靖皇帝追封自己的父母找了许多理论依据,而且引经据典批驳了群臣的观点,嘉靖皇帝看后深受鼓舞,张璁也得以加官进爵,成为议礼派的首领(当时的反对大臣们称为护礼派)。 

    朝中出现了议礼派与护礼派的对立,由于嘉靖皇帝的支持,议礼派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经过几回合的你来我往,终于爆发了“血溅左顺门”事件。由于议礼派逐渐占据上风,护礼派群臣决定集体向皇帝进谏,于是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共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哭声,喊声震天,嘉靖皇帝派人将为首的几为大臣押入监狱,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骚动,世宗皇帝杀心顿起,将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八十六人待罪,一时间锦衣卫从四面八方围来,左顺门前血迹斑斑。左顺门事件以皇帝的胜利,护礼诸臣的失败告终,嘉靖帝终于如愿地将父亲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武宗朱厚照之上。这次事件致使许多正直的大臣或死或引退,而佞臣却乘机窃取了朝政大权,使弊政重兴。通过这件事,嘉靖皇帝不仅实现了追封自己父亲为皇帝的愿望,而且树立了新皇的威信,开始了他的专制统治。

    从此,嘉靖帝不再喜欢言官们的过多参与和直接谏言。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天空出现彗星,俗称扫帚星,嘉靖帝就下诏求直言,有位南京御史叫冯恩的,直言上疏,说天空出现了扫帚星,是不祥之兆,原因是朝廷出现了三颗扫帚星,这三颗不祥之星就是内阁大学士张璁、方献夫与右都御史汪宏,要想除去天上的扫帚星,必须先除朝廷的扫帚星。嘉靖帝看后勃然大怒,就下令将他逮捕关入诏狱,差一点死于廷杖,最后将他发配到广东雷州,六年后才遇赦回归乡里。1567年,嘉靖死去,明穆宗即位,他才得以平反昭雪,这时他已是年过七十的老人了

   冯恩直言带来了八年的牢狱与流放生活,同朝有位言官进谏却带来了长达十八年的牢狱之灾。此人名叫沈束(1514—1581),浙江会稽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任礼科给事中,时年31岁。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率大军进犯大同,沈束上书嘉靖皇帝,指责严嵩,说:“今当事之臣,任意予夺,冒滥或悻蒙,忠勤反捐弃,这何以鼓励士气,激发军心?”其措词并不激烈,但触犯了嘉靖对俺答首鼠两端、战和不定的对策,于是,嘉靖将他交都察院与刑部定罪,都察院御史闻渊、屠侨说他上疏有点轻狂,并无其他心肠,嘉靖心中恼怒,剥夺了闻渊与屠侨的俸禄,将沈束投入诏狱。不久,刑部上奏说他只是奏事不实,并无大错,应该复职。大凡皇帝都有很强的刚愎心理,都要维护其“圣断”的正确性,不会承认有错,更不会自行纠错,嘉靖也是如此。“三司”越是为沈束说公道话,嘉靖对他的处罚就层层加码,越来越重,沈束受了廷杖之刑,关在诏狱之中。

    冯恩被投入诏狱后,他的妻子吴氏从松江府上海县来到京城,到大理寺击鼓鸣冤,他的儿子才十三岁,居然跪在午门外,要替父代死,这一举动也使得嘉靖左右为难。明代诏狱不管囚犯的饮食,一日三餐都要家属送去,沈束的妻子张氏也来到北京,还带着沈束还没有圆房的小妾潘氏,俩人寄居在北京的旅馆里,以纺纱织布供丈夫衣食,沈束坐牢十八年,妻妾俩人送牢饭十八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大权相严嵩撤职,沈束服刑从36岁到了54岁,张氏觉得冤案有了转机,就上书嘉靖皇帝,请求替夫服刑,法司也表同情,代为请示,但嘉靖不许。后来,一个偶然的际遇使得沈束得以出狱,原来嘉靖将他关入狱中,还命令狱卒将他每天的语言饮食报告给他,称之谓“监帖”,嘉靖四十四年,一天一只喜鹊在监狱窗口叫个不停,沈束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难道罪人也有喜事吗?”狱卒将这句话当作“监帖”送到嘉靖面前,嘉靖听了心有所动,这时正值户部有个司务叫何以尚的,上疏救海瑞,嘉靖见疏大怒,将他关入诏狱,而将沈束释放了出来。沈束回到家中,其父已死,两月后,嘉靖也死去,他的小妾潘氏当初是为了给沈家生下子嗣而娶进门的,由张氏带到北京时年约二十,而沈束获释时,已经四十上下尚未圆房。

    嘉靖帝对事事进谏的言官极为仇恨,多次用廷杖对付持不同政见的言官。在“大礼议”事件中,他用廷杖对付静坐哭谏的言官,一次打死十七人,罢官流放的多达二百多人,但血案并没有遏制进谏之风。“大礼议”事件过后不到两年,又发生了言官弹劾武定侯郭勋与李福达狼狈为奸的事件,他用罢官流放来对付言官,被流放的官员多达四十余人,但这也没有遏制进谏之风。到了嘉靖中期,犯颜进谏者仍是前赴后继,难以遏止,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太仆卿杨最与御史杨爵。杨最不同意嘉靖给自己放假二年求长生不老之药,而被关入诏狱,还遭廷杖重打,六十廷杖还未打完,就当场毙命。还有一位御史叫杨爵,当杨最被廷杖当场打死时,他悲愤交加,一气呵成《隆治道疏》,痛析天下危乱之因,痛陈朝政时弊,嘉靖见后愈加恼怒,密令锦衣卫将他逮捕入狱,用酷刑审讯,朝臣敬其忠烈,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铉上疏营救,又遭重杖重击而死,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才被释放出来,这时他被关入狱中长达八年。

    把言官用廷杖打死或流放荒蛮地区,朝臣自有议论,史家还要秉笔直书,传给后人,皇帝毕竟要背恶名。嘉靖改用新的一招,就是用长期监禁来遏制言官,沈束成了这种恶政的牺牲品,他不明不白地关在狱中长达十八年。但是,长期监禁也没有遏制言路,没有使言官望而生畏,到了嘉靖晚年,还出现了一个准备好棺材以死进谏的官员,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瑞。

    嘉靖帝打压打击言官的行径有很多,就不一一叙述了。以上事例已经足够说明他讨厌言官到了何种地步。我们不论他的想法是否合情合理,起码他的行为很偏激、很过度。对本身具有良好作用的言官制度来说是极具毁灭性的损害。

    古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说民意民生是统治者最需要最应当看重的因素。当一位国家领导者,堵塞民意诉求,禁止民意发表,民情就无法真正了解,民生就无法真正顾及。这样的国家就距离没落灭亡不远了。无数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点。仅以明朝为例,嘉靖帝之后的几代皇帝,不就是在走上了下坡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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