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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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委曲求全贿赂张居正为了啥?

2011-11-25 09:12:16 本文行家:郑直_用心沟通

戚继光笔者曾看过一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署名作者晨未的《官规则》一书,其中有一段专门讲到了戚继光委曲求全贿赂张居正的故事。有人说,在教科书里、在我们印象中,只是知道戚继光是位明朝的民族大英雄,却不知道他还是个善于行贿受贿的官场小人物。事实真的如此吗?翻开明朝相关史料,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记载。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说,戚继光为了讨好张居正,曾把家乡蓬莱出产的海狗肾给张居正送去了许多。

戚继光戚继光


    笔者曾看过一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署名作者晨未的《官规则》一书,其中有一段专门讲到了戚继光委曲求全贿赂张居正的故事。

    有人说,在教科书里、在我们印象中,只是知道戚继光是位明朝的民族大英雄,却不知道他还是个善于行贿受贿的官场小人物。事实真的如此吗?

    翻开明朝相关史料,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记载。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说,戚继光为了讨好张居正,曾把家乡蓬莱出产的海狗肾给张居正送去了许多。就连当时是戚继光好友的王世贞也记述过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

    看到这里,笔者心中顿生疑惑:一是戚继光虽世代官宦,但家境并不富有,他是哪里弄来的钱给张居正又是送高档补药“海狗肾”,又是“时时购千金姬”的呢?二是戚继光作为一名从小就怀抱远大志向,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理想的民族英雄,何以需要对首辅张居正如此委曲求全呢?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查阅了资料与书籍,一直难以从正规渠道正式途径找到明确的答案。后来,还是上面提及的《官规则》一书给了我启发启示,原来戚继光也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廉官清官,也并不是一介只知道打仗、不懂得官场规则的鲁莽武夫。

    试想,在明朝这个充斥政治黑暗、充满官场灰色的时代,戚继光步入仕途跻身军旅后,残酷的现实也许会教育他迫使他放下架子、跟随主流,才能在理想上有所实现、仕途上有所进步、事业上有所建树。若是始终处于“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心境的话,戚继光可能就会成为海瑞第二,常常被压制被打击,而无法取得他后来辉煌的业绩与显赫的英名。

    可见,要达到这样一种预期,戚继光就必须要遵循官场规则,讲究政界权术,才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那么,戚继光是怎样去做的?

    其一,深知构建自家班底的重要性,善于与众将士“打”成一片。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明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了重文轻武的趋向,后来又经过近百年的运行,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阶段,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在这种重文轻武的社会里,无论何人想有一番作为,都必须得到坚实基础的大力而卓有成效的支持才行。

    戚继光身为武官,要想在文官执掌大权的环境下开创局面,就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与班底基层。故而,他除了通过严格治军、强化训练外,还采取一些方式方法维系和巩固与将士的关系。譬如,与将士歃血为盟,共同对天发誓:“或怀二心,不爱军力,不抚念军贫,或屡禁而肆科索,或虚冒而充夤缘,……即如俞景龙立死,以膺显报。”企图利用封建社会颇为看重的义气,将大家共同捆绑在一辆战车上。再如,与将士亲密无间,笑纳“上供”。但凡高高在上、不苟言笑的领导,都是少有挚友的官家。只有与将士吃喝玩乐在一起,才能彼此无拘束无隔阂,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若是辅以时常“笑纳”部属的“上供”就更加亲密亲近了。

    笔者之所以有这个推断,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戚继光家境并不富裕,不可能资助他在仕途上诸多打点的需要,只能依靠他自己的收入。而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像戚继光这般的一品武官,年薪也不过一百多两银子,怎么可能满足他为了讨张居正欢心,而不惜重金购买海狗肾、“千金姬”美女奉进的巨额开销?故肯定是有工资外的其他收入,而戚继光此时一无实业、二非商人,唯有对属下的“进贡”被笑纳是较为合理的收入来源解释了。

    当然,戚继光收礼得来的钱,并不用于个人的奢华享受和肆意挥霍上,而是用在修建戚家宗祠(一次性赞助古铜五事一副,云锣一面,玉杯一只,金百两),甚至用在救朋友之命上。据载,戚继光同俞大猷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时,俞遭严嵩、赵文华诬陷,说他“追击不力,纵寇南奔”,要下狱处死。戚继光筹集了三千两银子,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

    其二,深谙抱住朝中大树的必要性,效力于张居正的“鞍前马后”。   

  戚继光深知,想实现平生“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理想,完全靠自己的文才武略是不行的。俞大猷比戚继光正直,但屡次被罢官,甚至下狱,就是例子。所以,戚继光为了同身居要职的顶头上司及同僚中的文官搞好关系,保住自己的兵权,就不能不牺牲自己的人品,委曲求全,曲意迎合张居正等贪财色的高官。

    看来,戚继光是十分讲究策略的人。如果连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如何去消灭倭寇,保国家的平安?现实告诉他,如果不这样,可能寸步难行,故若想要驾驭时势,左右逢源,就必须讲究策略,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来运作,这无疑是戚继光的过人之处。虽在今天我们看来,这般“随波逐流”的做法不值得提倡、不值得宣传,但在当时形势下,委曲求全未必不是明智之举、睿智之法。

    毕竟,通过正常途径,戚继光是无法在组织制度上求得保障、获得支持,就只能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寻觅靠山。仔细分析后,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的伟大业绩。

    在戚继光所处的环境里,想做点事情,哪怕是为了江山社稷,也不得不寻求理解、找到支持。因为那时的官场,都是如此:上司有所好,下属没有不办到的,礼品是最直接的打通方法。俗语说不打笑面人,即使自己对上司还一无所知,只要把礼品先送上,保证没有办不成的事。

    就这个层面看,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古人戚继光,不能以现代眼界看待戚继光。他是封建时代的武官,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可能不受到环境的污染,行贿受贿是如此,讨好张居正更是如此。

  联想到,唐朝的张固写了一本叫《幽闲鼓吹》书,其中卷五十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唐时期,京城发生一件大案,牵扯到不少官员,但因为有人暗中活动,所以迟迟不能结案。有一天,宰相张延赏想起此事,非常愤怒,便召见司法官吏,当面下令:“此案已久,限在十天内审结。”第二天上午,张延赏来到自己办公的地方,发现书案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三万贯,请不要过问此案。”张延赏大怒,当即把纸条撕了,又下令下属督促审理此案。可隔天去办公,见书案上又出现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钱五万贯”。张延赏更是气愤,下令限在两日内审结。又过了一日,桌上又有了一张纸条,写着:“钱十万贯。”张延赏摇摇头,叹了口气说:“钱至十万,已经可以通神了,没有不可挽回之事。我怕由此得祸,只能不去管这桩案件了。”就可以对那时的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了。

    也许正是由于官场规则如此,政界的许多大小官员,无不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给顶头上司或最高统治者表示“心意”。戚继光既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值得提请注意的是,今天的时代,早已不再是戚继光所处的年代,行贿受贿是否根绝了呢?恐怕答案不容乐观。

    因此,笔者想说,官场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做法,在新时代应当摈弃,在新社会应该禁止。只有权钱色等诱惑,真正失去市场、失去作用之时,才是我们的事业大厦坚不可摧、反腐基础根深蒂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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