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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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搞“民管官”成效咋不理想?

2012-02-17 20:40:22 本文行家:郑直_用心沟通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有百姓评议官员的制度,但纵观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史,只有明朝,尤其是明初,可以说是民意评议官员最为活跃的时期,堪称史上百姓评议官员最活跃的黄金时代。

朱元璋朱元璋

 

   古今中外,历来都是官管民,有多少时候是百姓可以真正监督官员的?慢说古达如此,就是今天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别看标榜民主多好,但实际上其民主也是戏弄人的把戏罢了。依旧是对人一套,对己一套;对内一套,对外一套,只不过说的比唱的好听点而已。

    换个角度说,以中国为例。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有百姓评议官员的制度,但纵观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史,只有明朝,尤其是明初,可以说是民意评议官员最为活跃的时期,堪称史上百姓评议官员最活跃的黄金时代。

    故笔者想归纳其为“民管官”的时期。毕竟,官吏的执政能力、执法水平、执行力度,都在百姓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与“管”他们已经无异。对此并非笔者打诳语,而是有史料记载证明。

    比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的“户户有此一本”的《大诰》中就规定,凡各地“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都可以对本省各级地方官吏的施政行为与绩效进行测评,其评官意见可以用“列姓名具状”的方式递送中央,也可以在岁终考核官吏时组团来京,当面告诉自己:本境官吏“为民患者有几人,造民福者有几人”,再根据百姓评议,表扬好的,降免差的,乃至惩办有罪的。

    这种规定,无疑就是将所有官吏的考评考核、升降留任、奖惩褒贬等大权,统统交给了百姓手里,让他们决定官员的命运前途。

    应当说,朱元璋这种让百姓积极评议地方官员的是非功过之办法,初衷是好的,措施是得力的,甚至可谓是颇具科学性的。但为何后来坚持执行了这种办法多年后,成效依旧并非很理想呢?

    笔者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觉得这种办法好是好,但其中也存在不足:

    其一,朱元璋的平民家庭出身决定其能够贴近体谅百姓疾苦,但也因小农思维模式受到局限。

    朱元璋出身于布衣,从小吃苦受罪,能够体会百姓的艰辛。他登上皇帝宝座后,每年都要带着儿孙到乡村巡视,有时自己还亲自挑上担子,并让儿孙们效仿于他。他还把县以上的官员都召集到京城开会,他说:我在过去当老百姓时,看到贪官污吏横行乡里,就切齿痛恨。如今我当了皇帝,你们这些当官的,“有胆敢蠹害吾民者,罪之不贷。”

    基于此,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老百姓举报贪官污吏的政策,尤其是颁布了鼓励老百姓到朝廷告御状的法令,并严格规定各级官员不得阻拦,甚至允许老百姓组团上京告御状。因此,凡是对敢于阻拦老百姓进京告御状的官员,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对凡是被老百姓告发的官员,一旦查实,惩罚非常严厉。依酷刑规定,对贪官的刑罚,砍头算是最轻的,重的有腰斩、断足、剥皮、抽肠、活煮、凌迟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按说,在这样残酷的刑罚之下,官员们应当不再敢于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鱼肉乡里了。但事实上,明初洪武年间,被处罚的贪官污吏却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据有关史料记载,自明朝开国以来,贪官污吏前“腐”后继,百姓举报告状不断,朱元璋罚不胜罚,杀不胜杀。据不完全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即公元1386年,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任满,大部分都被杀掉了。此情此景,好一派“前仆后继”的景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朱元璋把反贪拒腐的大权交给百姓的做法,仅仅是鼓励了民众参与对官吏的考察监督,却没有形成一整套制度来保障,没有制定一系列法律来保证。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反腐这个系统工程,光靠民主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光靠酷刑治吏是远远不够的,光靠满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其二,朱元璋的酷刑治吏措施决定其能够阻吓贪污受贿行为,却也因刑罚过度产生负面作用。

    我们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三编·县官求免于民》一文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件事情:在河北乐亭县,农民赵罕晨率领三四十个农民组团将一帮县里的贪官污吏擒拿起来,押送到京城告御状。事情的起因是,乐亭县的主簿汪铎与县机关部门负责人一起设计了一个“敛派徭役”。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策划一个项目,然后把这个项目与全县的发展进步、人民幸福联系起来。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巧立名目,摊派敛钱。结果民怨沸腾,就发生了老百姓将八个县机关部门负责人捆绑起来押送京师告御状的事件。在他们走到离县城四十里的地方,汪铎这位相当于现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乐亭县主簿骑马追上来,央求赵罕晨等人说:“我从十四岁开始苦读,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饶了我这一次,休坏我前程!”结果他没有被饶过,也一起被捆送到了京师。朱元璋调查清楚后,下令将其砍掉脑袋。

    从表面看,这件事不啻是死者罪有应得,大快人心。但细细想来,这件事给人们的警示中,是否除了各级官吏不得无故滥加徭役外,还可以得出负面的东西?比如,百姓的行为举止是否需要规范、事件的真相查实是否需要程序、官员的合理职责是否需要保护、过度的酷刑是否需要严谨?

    倘若所有的官吏都是该管的不敢管、该做的不能做,一切只是依照百姓(有时候少数人的利益未必就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意愿从事,从而工作如履薄冰、畏手畏脚,就连维持正常都不易,更不敢奢谈发展了。把所有的官都关起杀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怕只怕无人敢为官,无人敢做事,那就杯具了。事实上,明朝曾有一个时期就是这样,大家视仕途如死途,即便是有德有才之人也不愿步入政界。

    其三,朱元璋搞“民管官”办法决定其能够使民主监督发挥极致,却因监督者无监督而失效。

    我们常记得一句经典的话,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但我们是否想过,绝对的监督在确实被监督后,也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弊病。拿今天也屡见不鲜的现象看,不是也有很多专门监督别人的人也被发现做了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吗?比如审计的只是审计别人忘了审计自己;纪检的查处别人却自己也在大肆贪赃枉法……

    这种现象在明初也毫无疑问地存在着,甚至是严重对存在着。在朱元璋处罚的那些官员中有多少人是拥有监督权的?有多少人是假借民主而徇私舞弊的?有多少人是举起幌子打击报复的?尽管我们没有具体数目,但绝对很惊人。

    综上所述,笔者之所以今天胡乱地探讨“民管官”效果问题,并不是说此项举措不好,而是想提请注意一个问题,反腐不能仅靠热情,不能仅靠酷刑,不能仅靠监督,必须制度、法律、舆论、社会、教育、监督并举,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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