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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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是怎样评价《金瓶梅》的?

2012-02-21 10:11:52 本文行家:郑直_用心沟通

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是明朝时期诞生的一部巨作,开了世情小说之先河。《金瓶梅》刚一问世,就惊动了当时的文坛,在士大夫中传阅抄写。先睹者们见仁见智,对这部旷世奇书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见解。

金瓶梅金瓶梅

 

    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是明朝时期诞生的一部巨作,开了世情小说之先河。

    《金瓶梅》一问世,就惊动了文坛,轰动了社会。先是在士大夫中传阅抄写,后来甚至流传到社会人士中。于是,看过此书的人们纷纷发表见解,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这部旷世奇书发表各自不同的见解。虽然,这个时期的评论不见正史,只零星保存在文人们的笔记、书信以及各类序、跋中,但就评论的广度深度高度,已经不容小视,更不能忽视。

     根据史料记载,尽管这些点评不很系统、不很完整,却已能够归纳出几大方面:  

     一是肯定了《金瓶梅》这部奇书的成就及地位。

    明代文学家、“公安派”领袖袁宗道、袁宏道兄弟二人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袁宏道多次指出,读后感觉“甚奇快”。认为它“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意思是说,《金瓶梅》超过《七发》,《金瓶梅》在劝谏主旨与其艺术上均具有创新突破,是开风气之先。袁中道也在《游居柿录》卷九曰:“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日:‘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称赞《金瓶梅》“琐碎中有无限烟波。

      后来,随着《金瓶梅》的付梓印行,阅过此书的人就更多了。不少文人士大夫推祟备至,甚至有人认为其成就在《水浒传》之上。如欣欣子认为《金瓶梅》“语句新奇,脍炙人口”,将其与《剪灯新话》、《莺莺传》、《效肇集》、《水浒传》、《钟情丽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如意传》、《于湖记》等作品进行比较,说这些作品“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篇终而掩弃之”,唯《金瓶梅》能使读者“闻之如妖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谢肇渊在《金瓶梅跋》中也认为《金瓶梅》作者是“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可以说,各类点评很多,各种观点各异,其中不乏精彩者。笔者认为,对于《金瓶梅》的评价,以谢肇翎《金瓶梅跋》中的概括最有代表性最有全面性。他指出:“《金瓶梅》……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阔之媒语,市里之狠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淮上之期,尊垒枕席之语,验脍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押客之从谈逢迎,奴怡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械意快心。”这段话,把一部洋洋百万字的作品,以寥寥数笔,就点评得精辟精彩,实在高人所为。

    二是掀起了一股对《金瓶梅》探讨研究热潮。

      由于《金瓶梅》小说的作者、时代以及创作意旨,在小说中、出版时,都没有交代清楚,都没有明确表现,故当时就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往往世间的事,就是这般,越是未知的东西越能激起探究热情。所以,一时间探讨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提出的观点越来越杂。

     据一些金学家研究成果,当时明人谈及《金瓶梅》作者的有六家,多认为此书的作者为嘉靖时人。但究竟坐实为谁属,则说法不一。与作者紧密相关的问题便是作品的主旨、立意所在。袁中道认为是“绍兴老儒”影射其主人“西门千户”的“淫荡风月之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则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旨斥时事”之作;屠本峻《山林经济籍》日:“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普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说《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寄意于时俗”的作品。此外,廿公《金瓶梅跋》说它“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谢肇制《金瓶梅跋》认为《金瓶梅》是永陵(明世宗嘉靖朱厚熜的墓陵)中“金吾戚里”门客采撩其主人的日逐行事,“汇以成编”。

    从这些探讨者都是明朝著名人物看,从这些说法都距《金瓶梅》成书时代较近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都不愿意点破《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我想,其中必定大有奥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或作者出身低微,作品情趣不高,而不便署名;或因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淫秽描写,作者无颜以真面目示人。就今天的研究成果看,笔者认为政治上的考虑,以及其他不便明言的原因。可能是占据主要的原因。毕竟小说中,不难看出对某些人物的描绘,俨然就是对某明朝帝王或某大臣的影射。

    三是对《金瓶梅》中有关男女私情、两性关系描写,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

    董思白作为思想趋于保守的正统儒者,他一方面叹赏其“极佳”,另一方面又基于小说中的两性描写,认为“决当焚之”。薛冈更是大声疾呼:“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

      而著名的通俗文学家、进步文人冯梦龙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认为“见之惊喜,怂勇书坊以重价购刻”。即便是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也对“语涉侄俗,气含脂粉”的描写进行辩护,廿公更是公然赞赏“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不知者”之所以“目为淫书”,是因其没有真正把握作者言“有所刺”,不了解作者“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结果冤屈了作者和“流行者”,故在《金瓶梅跋》中“特为白之”。

     这些不同的看法与见解,虽都不一定科学准确,但却能反映出明朝各界人士对《金瓶梅》写作风格写作手法写作角度的不同解读与评价。

    四是《金瓶梅》的人物塑造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有的评论者已注意到小说中人物的典型性问题,认为《金瓶梅》是“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气谢肇测的《金瓶梅跋》还涉及到了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突出成就:“譬之范工传泥,妍嫂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肯定小说中的人物各有个性,达到了神形兼备的艺术境界。

    尽管明人对《金瓶梅》的评论多为片言只语,零碎而不系统,但已涉及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后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来建构“金学”的基本框架,研究中也往往把明人的有关阐说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从而推动“金学”向纵深发展。

    就这个角度看,明人对《金瓶梅》的评价,还是很值得我们引以注意和探讨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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